《工具，还是武器？》读后感1500字！
来自总裁的官方“洗白”，会扭转我们对微软的印象吗？
作者：Ex
《工具，还是武器？》（中信出版社，2020年2月）是由微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布拉德·史密斯与微软传播和公共关系高级主管卡罗尔·安·布朗合作的一本著作。这本著作围绕隐私保护、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数字时代面临的严峻课题，给出了微软的思考与解决方案。微软所处的科技巨头地位，结合两位作者的见识与生花妙笔，使得《工具，还是武器？》成为令人不忍释卷的一本好书——它带领我们穿越问题的丛林，以获得关于数字时代的整体认识。
掩卷沉思，微软围绕“创造科技的公司必须承担更大的责任，政府需要加快速度，尽快跟上科技发展步伐”，对相关问题的回应与解答，似乎又可视为来自微软总裁的官方“洗白”。它会扭转自棱镜门事件以来，微软等科技巨头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勾结”的印象吗？
2013年，美国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一位29岁的雇员斯诺登，在夏威夷的美国国家安全局威胁行动中心工作时，秘密下载了超过100万份高度机密的文件，并通过《卫报》《华盛顿邮报》进行了部分曝光。这个被称为“棱镜门”的事件，将美国国家安全局自2007年开始实施的绝密电子监听计划曝光于世。尽管这种监听打着“9·11”事件之后美国维护自身安全与利益的幌子，但它对个人隐私的侵犯仍令全世界感到震惊。法国人阿里·拉伊迪所写的《隐秘战争》（中信出版社，2019年8月）一书，更是昭示出这种全球监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的不正当性，“专家一致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只分配了35%的资源用来打击恐怖主义，那剩下的65%则是用于搜集政治、军事和经济情报。”微软、雅虎、谷歌、苹果等在内的9家国际网络巨头，均被曝卷进“棱镜门”事件。
《工具，还是武器？》的开篇，就是微软对“棱镜门”事件的回应：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与英国有关部门的合作，从美国科技公司使用的光缆中截获数据，并且可能没有经过司法审查或监督。而且，这种行为“可能”发生在英国光缆交叉的地方，美国国家安全局在境外采取行动，可以不受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约束，因而搜查和扣押信息的行为不再必须遵循正当程序和法庭命令。简而言之，微软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局以巧妙的方式不仅躲避了司法部门的监管和宪法修正案的约束，更是绕过了微软公司的授权同意。直白的说，就是微软认为监听这件事上自己很无辜。
不仅如此，《工具，还是武器？》整本书都意在强调微软作为行业巨头的责任意识和对美国政府的抗争：为保护用户的隐私权与知情权，读后感几次将司法部和政府告上法庭；积极推进相关领域的立法，如《澄清域外合法使用数据法》（即《CLOUD法案》）；为守护民主，保证投票系统的公正和有效运转，推出“账户卫士”计划；在欧洲和澳洲推进《巴黎协议》《基督城行动倡议》《数字日内瓦公约》和GDRP（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落地；发挥科技公司的优势，推动美国农村偏远地区的宽带建设和计算机教师培养等公益计划；集中探讨了微软在人工智能方面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等议题，并对“人工智能”可能导致的失业问题持乐观态度，两位作者引述的关于“农场马”与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的关系，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微软就中美贸易的评论和对特朗普政府的批评，如果能带来一些实质性的改变，可谓善莫大焉。
微软相较硅谷其他科技巨头，更积极地与美国政府沟通是它的显著特色，一方面是因为它在上个世纪90年代遭遇的反垄断危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认识到了与美国政府合作推进政策和法治建设的必要性。换句话说，微软的技术再领先，它也不过是一家跨国科技公司而已，它同样受着各种各样的制约。面对制约，它只能以合作的方式寻求突破。
《工具，还是武器？》，是微软为获得公众理解与同情的自陈心迹，亦是一
种“洗白”。作为读者，我也希望看到其他的科技巨头站出来为自己“洗白”。“洗白”源自羞耻感，止于自我认知的责任意识。一个有道德感的公司，值得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尊重。
